闭关锁国的始作俑者？大明：这个锅我不背

许多人往往把明朝的海禁与清朝的海禁混为一谈，认为它们一脉相承，都是一种闭关锁国政策。

其实，明朝的海禁与清朝的海禁有着本质的不同，前者是一种由官府垄断海外贸易的政策，后者才是真正的闭关锁国政策。

自古以来，我国的海外贸易，除官方的贡赐贸易以外，还有非官方的私人贸易。

明朝刚建立时，也是如此。

当时有不少外国商人，梯山航海，前来中国做生意。

我国东南沿海一带，也有许多人从事海外贸易。

明朝的卫所官军，也常“遣人出海行贾”。

为此，朱元璋仿照宋元的做法，于至正二十七年（吴元年，1367年）设太仓黄渡市舶司，对进出口贸易进行管理，征取税收。

洪武三年（1370年），以“太仓地近京师，外夷狡诈”为由撤销了黄渡市舶司，“凡番舶至太仓者，令军卫、有司封籍其数，送赴京师”（《明太祖实录》卷四九）。

不久，又设宁波、泉州和广州三个市舶司，规定宁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广州通占城、暹罗、西洋诸国。

但是，私人的海外贸易，不久即遭禁止。

这是因为张士诚、方国珍势力败亡后，“诸贼豪强者悉航海，纠岛倭入寇”（张瀚：《松窗梦语》卷三，《东倭记》）；而元代即已存在的倭寇，在元末明初又乘中国战乱之机，“率以零服寇掠沿海”（金安清：《东倭考》）。

朱元璋“以海道可通外邦”，担心沿海人民借出海之机，与张士诚、方国珍余部及倭寇相勾结，于洪武四年十二月正式宣布：“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明太祖实录》卷七〇）。

此后多次重申禁海令，规定“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明太祖实录》卷二三一）。

同时，在洪武七年九月，朱元璋下令取消三个市舶司。

不久重新恢复，后又罢废。

对官方的贡赐贸易，控制也日趋严密。

由于明廷对贡赐遵循“厚往薄来”的原则，赏赐给外国的物品，数量和价值总是远远超过他们的贡品。

贡使在所献方物之外附带的番货，由明廷收购十分之六，剩下十分之四还可拿到会同馆与中国商人进行交易。

各国“虽云修贡，实则慕利”（《明太祖实录》卷一三四），频繁地遣使入贡。

洪武十六年，朱元璋遂实行勘合制度，命礼部颁发给朝贡国家一定数量的勘合，规定各国使臣入贡，必须持有明朝颁发的勘合和本国的表文，到所经过的布政司交验，方许放行。

从此，“有贡舶即有互市，非入贡即不许其互市”（王圻：《续文献通考》卷三一，《市舶互市》），不仅将海外诸国朝贡的人次控制在规定的数量之内，而且彻底切断海外商人私自来华贸易的途径，使外交与贸易完全合一，海外各国只有与明朝建立外交关系，才能与明朝进行贡赐贸易。

这样，海禁政策与贡赐贸易，就成为明初海外经济关系的两大支柱。

海禁政策与勘合制度的颁行，是与明初封建专制中央集权高度强化的发展趋势相适应的。

虽然引起朱元璋施行海禁政策与勘合制度的具体诱因各不相同，但它们体现的都是朱元璋强化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意志。

海禁政策，实际上是朱元璋对内加强专制统治的延伸，禁止百姓出海贸易，以防他们与敌对势力和倭寇相勾结，威胁明王朝的统治，并保证官方贡赐贸易的顺利开展；勘合制度，则是朱元璋强化中央集权在外交上的具体体现，由朝廷全面垄断海外贸易，并藉以对海外诸国实行有效羁縻，以防“衅隙”的发生，确保朝贡体制的稳固和世界秩序的和平安定。

这种海外政策，着重考虑的是政治利益而非经济利益，是一种以政治为重心的海外政策。

朱元璋制定的海外政策，为他的后继者所继承。

明成祖即位后，就重申海禁之令，同时派遣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下西洋，携带大批货物与西洋各国交换奇珍异宝，广泛招徕亚非各国来华进行朝贡贸易，并恢复三个市舶司。

郑和先后七下西洋，访问大小三十余国，行程十万余里。

亚非各国也多遣使来华建交，进行贸易。

据不完全统计，在永乐年间，有六十个国家二百四十五次遣使访问中国。

明与各国的贡赐贸易至此达到鼎盛。

宣德八年（1433年），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结束，明代贡赐贸易的鼎盛也就落下了帷幕。

进入明中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繁荣，东南沿海的民间私人海外贸易，冲破朝廷禁令，迅速发展起来。

“成、弘之际，豪门巨室间有乘巨舰贸易海外者”（《东西洋考》卷七，《饷税考》），“有力则私通番船”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由于私人海外贸易的兴起，新的港口月港迅速崛起，成为被称为“小苏杭”的“繁华世界”。

与此同时，西方殖民扩张的浪潮也正开始向东方袭来，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相继为西方殖民者所占领，明朝构建的国际秩序和朝贡体系已被打破。

面对这种状况，明廷不得不考虑对违背经济规律的海外政策做出调整。

正德四年（1509年），有暹罗船只被风浪漂至广东，当地“镇巡官会议，税其货以备军需”（《明武宗实录》卷四八）。

第二年，经户部复议，得到明武宗的批准。

自此，“不论是期非期，是贡非贡，则分贡与互市为二，不必俟贡而常可以来互市矣”（王圻：《续文献通考》卷三一，《市舶互市》），开始向海外民间商人敞开国门。

此门一开，国内的民间海外贸易便如决堤之水，汹涌而出，人们纷纷“驾造巨舶、私置兵器，纵横海上”（《明武宗实录》卷一一三）。

到明后期，随着倭寇的平定，明廷终于在隆庆元年（1567年）开放月港，取消海禁，“准贩东、西二洋”，准许民间商人出海贸易。

随后又在广东开市，在澳门开埠，允许外国商舶来华贸易。

明朝的海外政策最终完成了从以政治为重心到以经济为重心的转换，以符合经济规律。

由此可见，明初的海禁，只是禁止民间私人的海外贸易，并不禁止外国来华贸易，只是外国的来华贸易必须在官府的控制下进行。

这种海禁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海禁，不是一种闭关锁国的政策，而是一种由官府垄断海外贸易的政策。

况且，明朝的海禁也未能贯彻始终。

明中期的正德年间即依据新的形势开始进行调整，至明后期的隆庆年间完成了这种调整，彻底废除了海禁。

但是，清兵入关后，清廷又于顺冶六年（1649年）颁布《大清律集解附例》，实行海禁。

郑成功驱荷复台后，清廷更三次宣布迁海令，将沿海居民内迁三五十里，“以绝接济台湾（郑成功）之患”，规定“凡官员兵民私自出海贸易，及迁移海岛盖房居住、耕种田地者，皆拿问治罪”（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吏部》）。

这样，除与清朝建立外交关系的朝鲜、琉球、暹罗、缅甸、安南、苏禄（今菲律宾苏禄群岛）、南掌（今老挝）等七个周边邻国与地区，和清朝实行官方的贡赐贸易外，其他正常的海外贸易几乎处于停顿状态。

这是一种完全意义的海禁，是真正的闭关自守。

直到清朝统一台湾之后，清廷才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开放海禁，设立澳门、漳州、宁波、云台山（今江苏连云港）四个港口作为通商口岸，允许中外商船进出贸易。

但仅过二十多年，就禁止中国商人前往南洋贸易，此后屡开屡禁。

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更下令将多口通商改为只留广州一口通商，并规定由政府特许的广东十三行统一管理对外贸易，将中国与世界彻底隔绝起来。

历史上有一些外表相似的事物，其实内涵和本质并不一定相同。

我们研究历史，不仅要观其形，更要察其神，透过现象抓住本质。

否则，就会上当受骗，得出错误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