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病死沙丘，胡亥是合法继承皇位吗？

司马迁《史记》对秦始皇病死沙丘，赵高如何私自截留始皇赐公子扶苏玺书，说服胡亥取代扶苏继承皇位，如何与李斯合谋立胡亥为太子，矫诏逼死扶苏，立太子为二世皇帝，做了详细的记载，后世皆以其为正论，而不存疑。

然而，《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第三卷·赵正书》记载：“昔者，秦王赵正出游天下，环（还）至白（柏）人而病，病笃，喟然流涕长大（太）息，谓左右曰：‘吾忠臣也，其谋所立。

’丞相臣斯、御史臣去疾，昧死顿首言曰：‘今道远，而诏期窘（群）臣，恐大臣之有谋，请立子胡亥，为代後。

’王曰：‘可。

’王死胡亥立，即杀其兄父骨（扶苏）、中尉恬、大赦罪人……”该西汉竹简说胡亥是合法即位。

对此，笔者不敢苟同：

其一，胡亥缺少帝王之资，秦始皇不可能把皇位传给胡亥。

知子莫如父，胡亥是秦始皇喜爱的小儿子，胡亥在政治上是否成熟，在朝廷和国家是否有威望，是否有帝王之资，能否治理好偌大的国家，秦始皇心里最清楚；而公子扶苏的能力、威望、人脉远胜于胡亥，秦始皇心里也最清楚。

秦始皇是在复杂严峻的军事和政治斗争中历练成长起来的杰出帝王，在事关国祚的重大关头，不可能不守政治底线，轻易立子胡亥。

《史记》记载，扶苏为人仁义，刚毅而武勇，信人而奋士，经常劝谏始皇，有政治远见。

这是赵高、陈胜都承认的。

《李斯列传》中赵高曰：“皇帝二十馀子，皆君之所知。

长子刚毅而武勇，信人而奋士……”《陈涉列传》中陈涉曰：“吾闻二世少子也，不当立，当立者乃公子扶苏。

扶苏以数谏故，上使外将兵。

今或闻无罪，二世杀之。

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

”

始皇派扶苏到上郡监督军队，协助将军蒙恬修筑长城、防御匈奴，并不是因为父子在某些方面观点不同而对扶苏的贬黜，应该是秦始皇有意磨炼扶苏，使其不断在实践中增长才干，树立其在军中的威信，为其将来担当大任铺路。

试想，秦始皇会任用自己不信任甚至厌恶之人，作为30万军队的监军吗？

从《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第三卷·赵正书》记载看，似乎秦始皇很信任身边的大臣，相信这些“忠臣”会竭力辅佐胡亥，这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事实上，极度信奉韩非法术的秦始皇对“唯名与器，不可以假人”的为君之道恪守不移，岂会将幼子和国政托付给所谓的“忠臣”？秦始皇没有非出此下策不可的理由。

《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赵武灵王废长立幼，导致王室骨肉相残，赵国从此走向衰落；秦始皇曾与吕不韦、嫪毐两大集团的尖锐斗争……秦始皇独不惧然而惕乎？

如此看来，秦始皇在弥留之际，不立扶苏而立胡亥的可信度很低。

其二，李斯等言“立子胡亥，为代後（王）”的理由不充分。

在秦始皇面前，李斯、冯去疾作为重臣，不可能在继承皇位这么重大的问题上，不分是非，冒死轻言立子胡亥。

再者，废长立幼对李斯、冯去疾有何益处？立胡亥为太子，受益最大的应该是赵高，因为赵高是胡亥的老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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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

《史记》载，李斯与赵高沆瀣一气，立胡亥为太子，矫诏逼死公子扶苏，那是李斯在赵高的游说和挟持下，权衡利弊，做出的政治投机。

两者语境不同，李斯、冯去疾的想法也会不同。

西汉竹简记载，李斯、冯去疾“请立子胡亥，为代後”的理由是“今道远，而诏期窘（群）臣，恐大臣之有谋”。

此理由也过于牵强。

立扶苏为太子，名正言顺，人心归附。

始皇诏令扶苏迅即回咸阳主持丧事，其意很明确，就是让长子扶苏迅速主持大局、继承皇位。

以扶苏的口碑、人脉和能力，又有军队的支持，继承皇位应该是上策，也比较可信。

其三，立胡亥为二世皇帝，既不符合秦国立君的传统，也不符合秦始皇一贯的用人价值观和风格。

自秦武公之后，秦国立君的传统表现：

一是嫡长子优先继承君位。

宗法制度的核心问题是通过血缘亲疏及长幼辈分的血族观，保证嫡长子继承君位。

即在嫡庶所生诸子中，必须确定嫡正所生之子的优先继承地位，而在诸嫡子之中，又必须确定长子的优先继承地位。

嫡长子制度，确立了君权继承和更迭的原则，有助于减少皇权转移时的政治震荡，不失为一项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政治制度。

二是秦国在嫡长子年幼或平庸的情况下，往往“嫡子生，不以名，令于四境，择勇猛者而立之”，立王族中智勇双全之人，这就出现了兄终弟及和诸公子甚至孙辈继承君位的现象。

自襄公建国以后，至穆公以前，共九代君王：襄公、文公、宪公、出子、武公、德公、宣公、成公、穆公。

计兄终弟及者三人（德公、成公、穆公），以次子立者一人（襄公），以孙立者二人（宪公、出子），以长子身份继位者仅三人（文公、武公、宣公）。

穆公之后，秦国君位继承，亦无定制。

如躁公卒，立其弟怀公，灵公卒，子献公不得立，随后由简公、惠公、出子继位，最后才立献公。

秦国“嫡子生，不以名，令于四境，择勇猛者立之”的好处显而易见。

一般而言，这种君位继承无定制，是一定范围内的君位竞争，使得所立者必拥有一定的年龄、阅历、思想和能力优势，可避免嫡长子继承制存在的君幼母壮、外戚干政，或权臣欺主、专横跋扈，或昏庸者上位的问题，这也是秦国与其他诸侯国相比绝少出昏庸之君的重要原因。

无论是贵嫡贵长，立嫡长子，还是国赖长君，立壮者勇士，胡亥都无法与扶苏相比，公子扶苏比幼子胡亥更有优势继承皇位。

还必须看到，秦始皇一生不用樗材，其用人的价值取向和习惯思维不会轻易改变，况且这是事关国祚的头等大事。

其四，《赵政书》有明显的政治偏见。

通篇称秦王而不称秦始皇或秦二世皇帝，显然，作者不以秦国为正统，而视之为战国七雄之一，其操觚染翰之前头脑中就早有政治偏见了。

《赵正书》不奉秦朝为正统，很可能为六国贵族后裔所作。

其五，司马迁《史记》记载的秦史，与其他史书相比具有较强的真实性。

《史记》关于秦始皇病笃，赵高谋逆的记载，具有很强的现场感和逻辑性。

司马迁是严谨的史学家，对重大历史事件不乱编故事，《史记》中荦荦大端者比较可信。

这是因为：一是父亲司马谈为司马迁积累留存了大量史料。

二是司马迁修史，使用确实史料，如编撰《秦始皇本纪》，主要使用秦国政府的纪录、奏事章和石刻等材料。

三是司马迁做了大量的实地采风和考证工作。

司马迁从二十岁起开始壮游，先到江淮（江苏和安徽北部），又到江西庐山，再到楚国故地、齐鲁地区，最后到河南，采风和实地考察。

在朝廷做郎中后，又随汉武帝踏遍陕西、甘肃、巴蜀、西垂和西南，为写《史记》增添了详实素材。

更为重要的是，后世史家认为，司马迁《史记》，“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或曰“迁文直而事核”。

虽说，司马迁在《史记》中也有一些文学成分，但都无关历史大局，与此不同。

辛德勇说：“《史记》是一部由职业史官撰著的历史著作，作者司马迁是在倾其所能，最大限度载录和书写历史的真实面貌。

与这样的历史著作相比，《赵正书》属于一种别样的著述。

”这种别样的著述，就是“小说家言”。

《汉书·艺文志》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

”曹魏时人如淳在注释《汉书·艺文志》时，在其下面注释说：“今世亦谓偶语为稗。

”偶语或偶言，即寓言。

稗者，像禾不是禾，乃似是而非之物。

桓子《新论》道出了小说家言的基本特征：“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惟据班固注，则诸书大抵或托古人，或记古事，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近史而悠缪者也。

”小说家言，浅薄而大谬，可信程度极低。

汉简《赵正书》中的“中尉恬”也值得深究。

“中尉恬”即中尉蒙恬，蒙恬是镇守北疆的将军，怎么是中尉呢？秦朝的中尉掌京师治安、兼管消防，是京城的卫戍长官。

蒙恬担任过内史郡守，掌治京师，但不是中尉，而且那是蒙恬镇守北疆之前的职务，离秦始皇病逝已经有六年之久了。

不要认为对于古代历史，古人一定比今人了解的多，今人通过考古发掘和汇集历史文献，会了解更多的真实的古史信息。

从时间上说，汉代距西周较近，但汉代大部分人对西周青铜器缺少认知，以至于汉武帝将出土的西周青铜器当作祥瑞，荐于宗庙还因此改元。

其实，赵高矫诏谋逆，诈立胡亥，在汉初是一种普遍认知的基本史实。

《史记·樊郦滕灌列传》记载：“（樊）哙以吕后弟吕嬃为妇，生子伉，故其比诸将最亲。

先黥布造反时，高祖尝病甚，卧禁中，诏户者无得入群臣。

群臣绛、灌等莫敢入。

十余日，哙乃排闼直入，大臣随之。

上独枕一宦者卧。

哙等见上流涕曰：‘始陛下与臣等起丰沛，定天下，何其壮也！今天下已定，又何疲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见臣等计事，顾独与一宦者绝乎？且陛下独不见赵高之事乎？’高帝笑而起。

”颜师古注释“赵高之事”云：“谓始皇崩赵高矫为诏命杀扶苏而立胡亥。

”

《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记载，刘邦想以赵王如意易太子。

叔孙通劝谏说：“昔者晋献公以骊姬之故废太子，立奚齐，晋国乱者数十年，为天下笑。

秦以不蚤定扶苏，令赵高得以诈立胡亥，自使灭祀。

此陛下所亲见。

今太子仁孝，天下皆闻之。

吕后与陛下攻苦食啖，其可背哉！”叔孙通说，赵高诈立胡亥，自使灭祀，是刘邦所亲见，而叔孙通作为秦廷的待诏博士，耳闻目睹了胡亥登基即位的情景，是赵高诈立胡亥更客观的证据。

其五，如果胡亥是合法即位的，逼杀扶苏似乎可以理解，毕竟扶苏是法定继承人，又有竞争皇位的实力，对胡亥构成严重威胁，但胡亥何必把自己的兄姊诛杀殆尽？他们又不是分封制下的王者，也未手握兵权，更没有觊觎皇位。

胡亥得位不正，缺少自信，必然对其兄姊疑神疑鬼，为绝后患，宁可枉杀。

《赵正书》，无论是六国后裔还是汉御用文人所作，都有抹黑秦始皇、彰显汉执政合法性的嫌疑。

编撰《赵正书》，或许正是出于汉对秦政治批判的需要，或许像贾谊作《过秦论》一样，以史为鉴，为西汉君王提供劝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