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邪教ldquo;一贯道rdquo;曾肆虐南京 汪伪官员纷纷加入真相究竟是什么？

　　“一贯道”又名“中华道德慈善会”，起源于清光绪三年(1877年)，最初主要在山东、广东一带传道。1925年，张光璧(又名张天然)接任“一贯道”总道首职务后，推动该组织在山东、河北一带大肆传播。

　　1936年，张光璧来到南京，投靠国民政府。该组织开始传入南京。“一贯道”荒唐地宣称整个宇宙分“红阳”、“青阳”、“白阳”三期，各历经一万八千年。目下正值“白阳”期末世，大劫将至，社会上各界民众须得信奉“一贯道”，才能消灾免难。

　　在张光璧蛊惑的宣传下，南京民间有许多被迷惑的民众纷纷拖儿带女，举家加入该邪教。该组织不断发展壮大。

　　在南京建立“三大坛”

　　1937年7月，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一贯道”组织总道首张光璧投靠日伪，提出“万教归一”、“万道归日”、“联合有神论(日本)，打倒无神论(共产党)”的媚日、降日、反共口号，与日伪特务机关建立了密切关系。

　　该组织在日军的扶持下，达到极盛，全国有教徒300万人以上。其全国组织架构，设有北京、天津、济南、上海等7大总坛。

　　日伪当局支持“一贯道”组织在南京大力发展，作为对南京人民进行殖民主义统治的一种手段。

　　1939年，伪“维新政府”统治时期，该组织已在南京建立三大坛：道兴坛来自天津道德坛，天一坛来自济南天一坛，慧光坛由杨慧楚所创。

　　1940年3月30日，汪伪政府在南京成立后，“一贯道”在南京有了新的发展，在南京建立了总堂——“崇华堂”。“一贯道”总道首张光璧也被汪伪政府聘为“外交顾问”。

　　1941年，张光璧的小老婆、“大道首”孙率贞来南京视察道务，日伪当局派出伪警察、伪水警到车站、码头列队迎送，一时造成很大的影响。

　　汪伪官员纷纷加入

　　汪伪政府的政要，如汪伪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周佛海、汪伪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长褚民谊、汪伪考试院院长王揖唐，以及汪伪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李长江、汪伪军事委员会委员孙祥夫、汪伪警政部副部长李福久、汪伪中央税警团团长李丽久等人，先后加入“一贯道”，并担任要职。

　　比如，褚民谊担任“一贯道”南京总堂——“崇华堂”的董事长，在1944年以功德费名义，一次就捐给该堂45万元储备劵。在1943年由李福久介绍入道的孙祥夫很快就担任了“一贯道”的点传师与“崇华堂”的董事。孙祥夫还邀请张光璧两下江南，到南京传道。

　　张光璧回信说：“京汉亲友屡次敦请，余亦有意南游，借以得与先生等会面，罄叙阔别，实是余之素怀，只以事多纷繁，未能早日成行，以待将来。……先生顾及道务，将来诸多费便，意思很好。……似欲引陈上岸一节，可见贤契筹划周到，可其酌之，商酌办理为盼”。

　　据有关专家分析，张信中的“引陈上岸”，很可能是指他们正谋划将汪伪第二号头目陈公博拉进一贯道。

　　新成立后才被取缔

　　在日伪当局的支持下，“一贯道”在南京社会各界大肆宣扬汉奸理论，扩充组织成员。遭受过日军大屠杀惊吓又找不到出路的南京部分市民为求“避灾”、“求生保命”，纷纷入道。

　　该组织又推行“一人入道，全家皆为信徒”的传道方法，只要有一人入道，全家中从老到小，从男到女，包括吃奶的婴儿，都成为其成员。因而该组织发展迅速，在南京城内外各区设道坛数十处，号称道徒10万，成为日伪控制南京时期南京地区最大的邪教组织。

　　南京的“一贯道”还将其组织与影响积极向南京周边地区扩展。

　　日本统治南京的近八年期间，是“一贯道”邪教活动的一个高峰，也是其作恶最多的一个时期。在抗战胜利后，这个邪教组织的成员有不同的表现与归属。直到新成立以后，该邪教才被彻底清算与取缔。

　　孔子说过：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意思是，品德的流行，比驿站传递王命的速度还要快。置，就是春秋时传递文书的驿站。置是一种宽泛的说法，传递文书用车叫传，用马叫驿，步行叫邮，统称为置。“传车”，“驿马”，就是从这里来的。

　　据《韩非子》记载，当时五十里一置。到了秦汉，驿站一般相隔三十里。驿站里有传舍，可供过夜。这是最早的官方招待所。两驿之间，十里设一亭，五里设一邮，刘邦出道之前，就在亭里上班。汉朝从民间举荐贤才，由卫尉之下的“公车司马令”负责接待，称“公车上书”。清末康梁的公车上书，就是从这里得名。

　　汉朝公文传递速度很快。西汉时，公文从金城到长安，来回只用七天。金城在今天的甘肃永靖西北，到西安720公里，可见每天要走400里以上。当然，那是最快的一种，叫“奔命书”。今天说的“奔命”的“命”，不是“性命”，而是“命令”。秦汉时的地方预备兵，叫“材官”，一旦上头有命令，就要立刻奔赴，因此叫“奔命”，曹子建所谓“羽檄从北来，厉马登高堤”是也。

　　唐朝有驿站1643所。这时驿站的功能是兼传递文书和招待官员为一的。也有私人旅店，叫“逆旅”。李白《春夜宴诸从弟桃李园序》说，“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就是说天地不过是万物的旅舍。这也可见，李白出行住的是私人旅店，不是官家招待所。因为住驿站需要驿券，在京城由门下省发放，在外由诸军州发放。不同级别的官员，享受不同的待遇，驿站提供的食宿不得超过三日。如果五品以上的官员因私出差，可以住驿站，但得自行解决伙食。

　　唐朝有驿有传，驿是日行六驿，180里左右，传是日行四驿，120里左右。最快的是赦书，因为牵涉人命，日行十驿。杜牧诗“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就是通过驿站传送荔枝。不过驿递荔枝的事汉朝已有之，当时南海献龙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腾阻险，死者继路。杜甫写诗说，“忆昔南海使，奔腾献荔支。百马死山谷，至今耆旧悲。”借汉朝来讽唐朝，是唐代诗人最喜欢干的事。唐朝的边疆，还有用骆驼驿递的，叫“明驼使”。《杨太真外传》中说是杨贵妃发明的。明驼速度很快，传说日行千里，《木兰诗》“愿驰明驼千里足，送儿还故乡”是也。

　　隋唐时期，还有“邮筒”，不是今天的邮筒，倒类似今天的漂流瓶，是将信装在竹筒里，漂流而下。唐朝的“飞钱”，类似邮政储蓄，在地方驻京办事处存上钱，可以到地方官府凭票据取出。唐朝寄私信是熟人捎带。张籍写诗说，“洛阳城里见秋风，欲作家书意万重。复恐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而官方邮递是不能这样滞留的。私邮一般通过“驿驴”，驿驴是酒肆里备的，并不属于驿站。到了宋朝，欧阳修给人写了篇《相州锦堂记》，有两句“仕宦至将相，富贵归故乡”，寄出后觉得不妥，又改了稿子派人骑快马追上，原来只是改成“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

　　宋初是枢密院管驿递，元丰年间，改由兵部之下的驾部管理。驾部，顾名思义，类似20世纪的交通部和邮电部。宋朝以前，平民负责驿递的差使。宋太祖建隆二年下令，用军卒代替百姓为役夫。宋朝的驿券叫“走马头子”，是枢密院发放的。五代以来，都是凭传牒领驿马，宋初有个叫李飞的，用假传牒一路吃喝诈骗，震惊了宋太宗，于是太平兴国三年，改用银牌。端拱二年，发现银牌还是麻烦，又改回用传牒。

　　宋朝招待所和邮局的职能已经分离了，招待所叫驿馆，邮局叫递铺。秦观《踏莎行·郴州旅舍》中“可堪孤馆闭春寒”，指的就是驿馆。词里还有一句“驿寄梅花”，当然并非真要快递梅花，而是用南朝的典故：陆凯和范晔是朋友，从江南给范晔寄了枝梅花，“折花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

　　宋朝的递铺专门负责传递文书，十八里到二十五里之间设一座，有步递、马递、急脚递、金字牌急脚递。岳飞被皇帝连下十二道金牌，就是“金字牌急脚递”，上书“御前文字不得入铺”。这种文书不能在递铺停留，快到递铺时摇铃，铺里人听见铃声候在铺口，像跑接力赛，一路鸣铃，过如飞电，行人望之避路，昼夜不停，日行五百里。此类文书一般是军机要务或者赦书。

　　宋景德元年，下诏禁止川峡路州、军、监、县、镇等吏卒乘马递报公事，因为马匹往来过于频繁，令人惊疑。这样，就有一部分马递需要用急脚递来代替。皇帝觉得急脚递太辛苦，下诏“河北两路急脚铺军士，除递送镇定总管司及雄州文书外，他处文书不得承受”。当时急脚递役夫很苦，河北沿边安抚司奏“河北诸州军马递铺兵士有父母骨肉散在诸铺者，乞配在一处”，朝廷允许了。又过两年，下令“诸州递铺兵士有子孙同在军籍者，许同营居”。

　　元朝急脚递代替了宋朝的步递，马递也消失了。递铺兵走递时，要悬铃、持枪、挟雨衣，夜里举着火炬，路上的车马闻铃都要避至路旁。每个递铺兵跑十里。元世祖时，制定了《站赤条例》，管理驿站。站赤，即驿站的蒙古音译。站赤对百姓的盘剥很严重。

　　明初，朱元璋下令，非军国大事，不能擅用驿马及邮递设施。有意思的是，他的两个女婿都因此犯事了。驸马郭镇从辽东回京，带了三缸榛子，用驿递传送，朱元璋命他补了运费，并张榜明令禁止。而另一个驸马欧阳伦，用驿递走私茶叶，朱元璋直接把他杀了。正德年间，太监常到驿站勒索驿银，海瑞等人极其不满。张居正对驿站进行了改革，无论是儿子回老家考科举，还是自己回老家给父亲祝寿，都没有动用邮驿，完全自费出行。明朝在京的同乡会中，有每年回乡的人，专门负责给大家捎带私信。久之，形成了民信局。明末的李自成，也是银川的一个驿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