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明朝万历皇帝为何要找张居正秋后算帐?真相还有哪些？

　　关于万历新政，史学界一直给予肯定。拙著《张居正》也因人及事，对这一历史时期作了浓墨重彩的描述。所以这里再不用赘述。但是，我仍要从女人的角度，谈谈李贵妃的历史功德。

　　张居正上任首辅后，首先就是给隆庆皇帝的两位遗孀上尊号。因为新皇上登基，老皇上的后妃要升格为“太”字辈，如太后、太妃等。明朝进封制度规定:“新天子登基，尊老皇后为皇太后，若有生母，亦封为太后，但加徽号以示分别。”这意思是，陈皇后是当然的皇太后，李贵妃作为皇上的生母，也可以进封皇太后。但是，为了显示两个皇太后的差别，则应在陈皇太后前边加两个字的尊号。冯保与张居正商量:鉴于李贵妃担负着小皇上的监护作用，两宫太后不应该有差别，都应加两个字尊号。虽然，这件事在礼部实施过程中遭到一些官员的反对，但因张居正的强力支持，最终获得通过。陈皇后的尊号是仁圣皇太后，李贵妃是慈圣皇太后。从此，两宫太后遂无差别。

　　陈太后与李太后两人，打从认识一直到死，始终感情和睦、亲如姐妹。李太后地位比陈太后低下时，她对陈太后奉事唯谨。后来母以子贵，她与陈太后身份齐平但实际占优时，她对陈太后依然奉事唯谨。每天清晨，她都会带着儿子到陈太后处请安。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天天如此，风雨无阻。这一点令陈太后非常感动，她多次要李太后取消这个礼节。李太后的回答是:“老辈子传下的规矩，在我手上不能改。”两人始终以姐妹相称。在明代，后妃之间这样的亲密无间，是难得的佳话。

　　这次事件，可看做是朱翊钧与张居正这一对君臣关系的转折点。此前，朱翊钧对张居正深为倚赖，信任有加;此后，他对张居正除了敬畏，更在内心中潜藏了一份不满。引起君臣对立的原因有很多种，但李太后的介入也是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李太后与张居正的关系，在万历初年，始终是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因为李太后对张居正的欣赏几乎是不加掩饰，无论是国事上的谋划还是对皇帝的教育，可以说是言听计从。朱翊钧年满18岁后，张居正多次提出归政于皇上，均遭李太后拒绝。朱翊钧20岁时曾向母亲委婉提出想亲政处理国事，李太后亦明确回复:“30岁前不要提亲政的事，一切听张先生的安排。”母亲的这个态度，增强了朱翊钧对张居正的反感。

　　因为李太后的完全支持，张居正得以大刀阔斧地推行万历新政，使本已气息奄奄、病入膏肓的明王朝迅速恢复了生气。但是，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一死，亲政的万历皇帝迅速对张居正进行无情的清算。导致在短短几年内，万历新政的改革成果丧失殆尽。关于张居正的悲剧，大多数人归结于他的改革对势豪大户惩抑太过。我看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与李太后的关系已引起万历皇帝的极度不满。

　　我一直不认为李太后与张居正两人之间有什么暧昧之处。须知明代宫禁甚严，李太后与张居正尽管互相倾慕，也绝没有勇气进行这种可能会给他们带来灭顶之灾的尝试。但是，改革的反对派们仍会捕风捉影，含蓄制造这两个人的“绯闻”。民间的戏本中，就攻击张居正“黑心宰相卧龙床”。我想，朱翊钧对张居正的清算之所以那么残酷，除了皇权与相权之争，大概也是受了“绯闻”的蛊惑，从维护皇室尊严的立场出发而施以雷霆手段。

　　自从张居正死后，李太后再也没有过问政治。她的儿子朱翊钧迅速变坏，乃至40年不上朝。奇怪的是，李太后也没有作出任何指责。她的态度为何有180度的大转弯呢?这里头大概有两重原因:第一是儿子大了，她再也无法管教;第二是张居正过早去世，她失去了可以信赖的后援而心情沮丧。研究这段历史，似可得出这样的结论:李太后是最称职的母亲，而朱翊钧却是最不争气的儿子;张居正是非常合格的帝王师，而朱翊钧却是一位糟糕的皇帝。

　　凯撒是罗马共和制走向灭亡的关键性人物，不论是共和制的灭亡还是他本人权力欲的恶性膨胀最终为元老们合谋刺杀，民众的拥护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捧杀一词用在这里，可谓基本恰当。

　　凯撒出身于贵族家庭，但幼时一度坎坷。主政的苏拉曾与罗马统帅马略有过激烈的斗争，马略之妻为凯撒姑母，小马略跟凯撒是姑表兄弟。苏拉曾想处死幼年的凯撒以防后患，认为这个孩子是比马略更厉害的角色。因被同僚指责如此对待孩子太过分而作罢。凯撒得知苏拉有迫害他的意图后隐身宾萨人之中避难，被搜查出来后以贿赂保得性命。在流亡途中被海盗当了肉票时，他竟然公开调戏绑匪将来要把他们吊死，并以诗歌和才艺得到了他们的钦佩和尚赞，凯撒被赎出后，果然将大部分海盗吊死。与海盗和下层接触频繁，了解了他们的爱好和气息，以后的政治生涯中迎合公众的投机与他爱民爱士兵的行为，树立起了他在罗马民众中的高大形象。

　　在民众中造势和树立自己的光辉形象，是凯撒特别留意的工作。他在罗马为被告辩护时滔滔不绝，态度和蔼可亲，显赫的气派和华丽的排场，他还用公私款项满足罗马市民的各种要求，都得到了罗马市民的好感。西塞罗最早看出了凯撒的野心，认为凯撒用和蔼可亲的态度来掩饰别有用心的企图，从他平日的所作所为，可以看出他有独揽大权的野心和抱负。

　　凯撒对民意支持率的苦心经营，有时冒着极大的风险。比如他在姑母茱利娅的葬礼上，公然举出被苏拉宣布为国民公敌的马略的遗像，这种英雄气概得到了罗马国民的高度赞誉;他的妻子高乃莉娅过世后，他发表荡气回肠的挽亡之辞，也博得人们的好感。凯撒还把马略的遗像放在神庙里，渲染他的英雄事迹。这种反政府的勇气得到了相当一部分人民的钦佩，觉得凯撒找回了罗马人被苏拉压抑许久的英雄感。熟不知想用一个英雄遏制专制独裁，是将英雄支持成为更大的独裁者。

　　其实上，政客的悼亡都是水分十足的。不久，凯撒娶了苏拉的外孙女，又把失去母亲、已经与望族昔庇阿订婚，现在悔婚的14岁女儿嫁给了比凯撒年长的50岁的庞培，承诺昔庇阿可以娶庞培女儿为妻，其实庞培的女儿已经与苏拉的公子订了亲。家仇国恨与爱情婚姻都服从了权力勾兑和自我揽权的需要。最富有的克拉苏为了利用凯撒，替他还清了巨额债务。庞培、凯撒、克拉苏前三头政治格局确定。

　　继西塞罗之后，部分元老院成员对凯撒利用和裹挟民意独揽大权的意图越来越有所察觉。祭司长梅体拉斯逝世后，凯撒竟然毫不犹豫地参与和两位元老院里两位具有非常大的势力的元老的竞争，年高望重卡图拉斯恐怕落选失去体面，携巨款贿赂凯撒，求其退出。元老院里一片惊恐，担心他利用民意做出什么出格的事。为了讨好民众，他还支持设置殖民区和分配土地，遭到了操守廉洁的元老们的反对，他们认为这会牵涉腐败。凯撒大声疾呼抗议，说他只有寻求人民的支持。匆匆走出元老院，出现在市民大会前面。他的盟友庞培和克拉苏竟然站在两旁护卫，得到了民众的欢呼和支持。

　　凯撒成为民众心目中的英雄，当然不只靠投合和心计。尤其在开辟疆土的年代和尚武的罗马，他的赫赫战绩无疑是民众考量和评价他的主要指标。

　　凯撒出任西班牙总督之后在军事、民政和调节地方债务方面采取了令各方皆大欢喜的一系列措施，自己和士兵也发了大财，被他们加上了“凯旋将军”的称号。成为不折不扣的人民英雄。这种英雄现象已经非常深刻地印记在罗马人的心中。但在前三头中，比起老牌的庞培和富足的克拉苏，他处于弱势，因此被分到了几乎不毛之地的高卢(今法国大部分)。这种发配和排斥反而给凯撒提供了成就功名的机会，因为他可以拓展野蛮荒芜的欧陆。凯撒通过对高卢的多次战争，声名已经在费比乌斯、梅体拉斯、昔庇阿、苏拉、马略、鲁库拉斯、庞培等人之上。就作战的艰苦程度、征服的范围、面对的敌人数量和实力而言，以往罗马的任何将军都不具备跟他比较的层次。他在高卢作战的时间不足十年，先后攻占800个城市，征服300个国家，交锋过300万敌人，被俘被杀各100万人。

　　作为军人和统帅的美德，更是让部下交口称赞。

　　凯撒患有癫痫和脑病，身体不算健壮，但从不避险避苦。食物粗粝不堪、风尘仆仆的车辆和马背上睡觉是他生活的常态。作为统帅，他竟然时常亲临敌阵舍命救部下，对于已经屈服的敌手、自己的部下、兄弟表现出了令人感激的仁慈和关怀。一次行军遇见大雨，农夫只能给他们腾出一间房子。凯撒认为这种时候只能照顾体弱者，他吩咐健康状况很差的欧比斯住里面，自己和士兵睡在门口的棚子下。士兵们当然愿意为他效命;为他的荣誉而战。凯撒还把战争所得财富设为公共基金，将此与战利品一起毫不吝惜地分给有功的部下，还拿出部分让罗马公民分享。尤其在他平定高卢地区彪悍的贝尔京人为首的叛乱后，罗马元老院投票通过举行为期15天的谢神祭，感谢罗马转危为安，在他继续平定了一系列叛乱后，凯撒在罗马民众中的威望达到了顶峰。

　　凯撒的声望撺掇起了他称帝的野心，不止一次被发现他的言行中有此流露。他以极高的规格迎接埃及艳后及与自己生的孩子，并在罗马建造了祭祀其尤利乌斯族系祖先的维纳斯的神庙，还把埃及艳后的黄金塑像竖立在女神之旁。一个被征服地区的女王眼看要成为罗马世界的第一夫人，也对罗马人是极大的刺激，于是发生了布鲁图斯等元老刺杀凯撒的行动，意图保卫共和。

　　然而，罗马人喜欢英雄。

　　尤其是当凯撒遗嘱被打开后，他们竟然发现人民英雄凯撒是那么地爱他们和罗马，一下子想起了凯撒的各种好处，觉得国家不能没有凯撒。尽管弑君者们反复强调大赦和保护罗马人的所有权益和秩序，罗马还是发生了巨大的暴乱，布鲁图斯等人不仅没有保卫成共和，还丢了自己的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