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秦曼云 中共历史上不为人知的一个女叛徒真相还有哪些？

　　曾几何时，每个被接纳进党组织的新共产党员，都曾心潮澎湃地在党旗前庄严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百折不挠，永不叛党”……这其中，“永不叛党”四个字分量最重，因为这是一个共产党人的底线。然而，革命既曾涌现过许多慷慨悲歌的先烈，也曾出现过许多经不起考验的叛徒。

　　以下就是一个当年从革命队伍中悄然隐身的女子的故事。

　　莫斯科与一对革命佳偶

　　秦曼云(1908-2001)，曾用名秦影云、秦缦云，祖籍浙江绍兴，出生于山东济南一个渐趋没落的书香世家。她生逢上世纪20年代大革命的洪流，其兄长秦茂轩还是一位可敬的革命烈士，然而，秦曼云自己的道路竟是如此崎岖。

　　早年在山东省立济南女子中学读书时，秦曼云结识了山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的一批早期女共产党人，并在她们的影响下投身革命，加入了山东“反帝国主义大同盟”和济南的“非基督教大同盟”等革命团体。1925年，秦还与王辩等人发起成立济南“妇女学术协进会”，并参与山东“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的筹备和成立工作，之后又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并担任省立女中团支部书记(她转为中共党员后又担任了省立女中党支部书记)。

　　秦曼云活跃在大革命的舞台上。“五卅”运动中，她带领省立女中学生开展各种形式的反帝斗争，又参与济南团地委组织领导的全市性反帝运动。8月，奉系军阀张宗昌开始疯狂镇压山东的群众反帝爱国运动，秦曼云则根据党组织的指示，改变斗争策略，转入地下活动。这期间，她曾担任共青团济南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学委书记、宣传部部长，1926年7月，当选共青团山东区执行委员会的委员。

　　那是一个“红色崇拜”的年代。青年毛泽东兴奋不已地说“俄国的旗子变成红了(的)色，完全是世界主义的平民天下”了。“去莫斯科”，成了多少革命青年男女的梦想和企盼。

　　1925年夏至1927年秋，中共党组织先后派秦曼云等人前往苏联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简称东方大学)和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莫斯科的这几所学校，是专门培养革命干部的最高学府。

　　1927年初，根据党组织的安排，秦曼云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翌年6月与关向应结为夫妻。

　　关向应是革命第一代的著名领袖人物。1929年春，关、秦两人奉命回国。秦曼云先在团中央女工部工作，是年冬天，又随关向应赴中央军委秘书处担任机要秘书一职。1930年8月，两人奉命由上海赴武汉，秦曼云在长江局秘书处工作，后因机关被敌人破坏而撤回上海，随即在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机关从事机要工作。关向应则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常委、中央军事部副部长，以及中央政治局委员、长江局军委书记。这一期间，关向应在上海曾被英租界巡捕房逮捕。狱中他坚贞不屈，因为没有暴露身份(化名“李世珍”)，加上周恩来指示中央特科陈赓实施积极营救，租界当局最终以证据不足拒绝向国民党当局引渡，关向应有惊无险地被释放。出狱后，关于1932年初奉命前往湘鄂西苏区，开始与贺龙共同战斗，从此带领红军转战南北，长达十数年。而秦曼云则由于自己的工作无人接替，未能与关向应随行。也是这一别，两人从此分道扬镳，一个是大道，一个是歧途。

　　卿本佳人，奈何作贼

　　秦曼云从事革命事业的巅峰，是在莫斯科中共六大会议上。

　　1928年6月至7月，秦曼云作为指定及旁听代表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时她的代号是“74号”，其间她参与了大会组织委员会、苏维埃委员会和妇女委员会的工作，还参加了大会秘书处文书科的工作，并承担办壁报的任务

　 本世纪初的甘肃，天灾人祸，民不聊生，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军阀扰民，为祸尤烈。本地军阀，你争我抢；外地军阀，乘虚而入，都想在这块贫瘠得再也无法贫瘠的土地上，捞上一把，捞钱财，也捞政治资本。北洋军阀头子吴佩孚由川入甘，就要靠陇右这块土地贫瘠但政治上重要的地方，希望东山再起。

　　初入陇南

　　1929年元月，在西北军统治甘肃时期，将甘肃分建为甘肃、宁夏、青海三省。到1931年元月，南京中央政府让马鸿宾代理甘肃主席，想借马的力量，收拾甘肃的混乱局面。

　　1931年8月25日，西北军留甘部队、新任国民党新编第八师师长雷中田，发动事变，将马鸿宾扣于兰州。这次史称“雷马事变”的行动，使甘肃本就乱纷纷的政局更趋复杂化。“雷马事变”的发生，是吴佩孚进入甘肃的诱因。此前，他已经在四川蛰居了好长时间。

　　1926年，作为北洋直系军阀首领的吴佩孚，在屡战屡败之后，又被北伐军彻底打垮，逃到四川，寄食于四川军阀杨森篱下。寄人篱下，终归不是长久之计，不甘寂寞的吴佩孚时时注视着政局的变化，妄图东山再起。现在，机会终于来了。四川军阀邓锡侯等人也支持这位昔日不可一世的“大军阀”，为他打点行装，凑起了一个200多名身穿北洋军服、头戴五色国旗帽徽的护卫队。于是，在1931年8月，吴佩孚带着他的夫人、公子，以及10多个幕僚，在护卫队的保护下，以游历为名，浩浩荡荡，从四川进入了甘肃的文县。当时，甘肃的文县、武都一带都是四川军阀的势力范围。所以，吴佩孚一到文县，就受到邓锡侯部下和当地士绅的热烈欢迎。到武都后，当地官员也极尽奉承之能事，捧得这位没落将军晕晕忽忽。吴佩孚在文县和武都呆了一个多月，装模做样，迎来送往，倒也忙忙碌碌。他是清末秀才，向来以儒将自居，所到之处自然免不了附庸风雅，卖弄文才，谈文化，赐“墨宝”，一时间文县、武都等地市场上的宣纸，竟被搜买一空。

　　吴佩孚还组建了“精一大道”，广收道徒，在武都北山药王洞设世道门，亲自讲经说道，阐述《书经》中“人心惟危”的所谓大道，迷惑群众。一些当地的帮会道门也乘机讲谈所谓“无极老母”、“燃灯古佛”之类的迷信神话，把吴渲染成一个能文能武，博古通今的唯一完人。

　　北上兰州

　　1931年10月8日，吴佩孚经成县来到天水。当时，盘踞天水的马廷贤，已接受了蒋介石的收编，被委任为“陇南绥靖指挥”。对于吴佩孚入甘，马廷贤有自己的看法。所以，吴佩孚到天水后，马廷贤一方面表示热烈欢迎，日日以筵席款待；另一方面他又观察局势，虚于应付，在吴佩孚离开天水后即将吴的委任状派专人送给西安绥靖主任杨虎城，表示自己仍效忠中央。吴佩孚在天水，情形与在陇南诸县差不多。不少绅士仍不断去拜访他，不少人还得到他的委任。据说他对于晋谒的宾客，只谈《四书》、《五经》或诗文，不谈政治。当时有人曾问：“听说蒋委员长要请大帅到南京去，大帅去吗？”吴回答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就不再多说了。这位“上将军”尽管表面上对政治放得很松，但却丝毫无法掩盖其东山再起的野心。

　　“雷马事变”需要一个调停人，迎接上将军的人也从兰州来到了天水。于是这位极想利用调停雷马纠纷来拉拢地方实力派，捞取政治资本的吴佩孚便从天水起身，经陇西、渭源、临洮等县，于1931年11月7日来到兰州，下榻于早就准备好的“吴上将军行辕”。兰州各界对于这位没落将军仍十分推崇，极尽礼数。半月之内，各机关团体的欢迎会或宴会，几乎每日都举行；而吴佩孚在每个场合，都自命不凡，讲“杨墨之学”、讲“中庸之道”、讲“因果报应”，也讲时政。至于挥笔弄墨，附庸风雅，自是免不了的。在吴佩孚的斡旋调解下，“雷马事变”也和平解决了。

　　“雷马事变”和平解决后，吴佩孚自认为自己有了政治资本，于是就活动了十几位政界要人，发表“通电”，拥护他出山，“共谋国事”，这又使得甘肃的形势复杂化了。蒋介石对吴佩孚的行动深感不安，便命令杨虎城派陕军入甘平乱。在乱纷纷的局势中，吴佩孚绞尽脑汁，已无良策，只好带着眷属和随从，仓促离兰，经宁夏逃往北平。吴佩孚离开兰州的时间是1931年12月9日，算算他在甘肃呆的时间，还不到半年。这位曾经叱咤风云、不可一世的“孚威上将军”，本想凭借甘肃的动乱局势东山再起，谁知局势的变化出人意料，“孚威上将军”只好灰溜溜地逃离甘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