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闻异事：刘伯温崛起之路

在中国文化史上，无论是作为谋略家，还是作为文学家，刘基都是成就卓著的。

排除民间对其业绩的夸张、神化部分，他仍然是位第一流的人物。

刘基（1311-1375),字伯温。

刘伯温像

说起他的家世，应该追溯到宋代。

其先辈刘延庆，原籍丰沛，曾在宋朝做过宣抚都统少保。

刘延庆的儿子刘光世，因平定方腊有功，任兵马总管。

高宗南渡，“部兵以从”。

官至开府仪同三司录尚书事，进太师杨国公。

历四代而卜居青田。

元武宗至大四年六月十五日，刘基出生于浙江处州青田县南田山武阳村，从此开始了他的富于传奇色彩的人生。

（武阳村今属温州市文成县。

文成是1948年新置县，县名是为了纪念刘基－明武宗正德九年（1514年），刘基被追赠太师，谥文成。

）刘基的经历颇为复杂。

他少年时代就聪明过人，元文宗至顺四年（1333年），才二十三岁便中了进士。

此后历任高安县丞、江浙儒学副提举等职，以清廉和崇尚气节著名，对民众“有惠爱”，“发奸摘伏，不避强御”，为豪劣所憎恨，只好弃官归隐。

元至正八年（1348年），方国珍在浙江庆元（宁波）起事，江浙行省元帅府起用刘基为都事。

他坚决反对招安方国珍，与朝中显贵发生冲突，受到羁管绍兴的惩处，差点被杀。

元顺帝至正十七年（1357年），石抹宜孙任用刘基为行枢密院处州分院经历，经略使李国凤“上其功”，而执政者却因方国珍的缘故故意压抑刘基，“授总管府判，不与兵事”，刘基便弃官回到了家乡青田，率领地方武装在山中扎寨自保。

朱元璋攻下金华、括苍（丽水县），再三请刘基出山。

至正二十年（1360年），刘基来到应天府（南京），向朱元璋陈述《时务十八策》，成为朱元璋的主要谋士。

此后，“攻皖城，拔九江，抚饶郡，降洪都，取武昌，平处城内变”，被认为有定策之功。

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重建汉族政权，刘基任御史中丞兼太史令，参与制定历法、建立政治制度等大事。

洪武三年（1370年）封诚意伯。

次年正月，为全身远害而辞官归家。

洪武八年（1375年），为胡惟庸所谗毁，羁留于南京，忧愤成疾。

三月，朱元璋派人送他回家，四月十六日便去世了。

他在这个世界上一共生活了六十五年。

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其实，对于历史人物的理解也存在这种纷繁多歧的情形。

“我们有色诺芬和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也有斯多葛派的、怀疑论派的、神秘主义派的、唯理论派和浪漫派的苏格拉底。

它们都是完全不一样的，然而它们都不是不真实的；它们每一个都使我们看见了一个新的方面，看到了历史上的苏格拉底及其理智和道德面貌的一个独特的方面。

”的确，面对所有这些不同的解释，我们决不应该付之一笑，因为，每一种解释都做出了它们自己的贡献。

对历史人物刘基，也曾有过多种不同的评议。

它们各从不同侧面表达了对刘基的理解。

比如，曾有人将刘基比为伊尹，那个协助汤讨伐夏桀、建立殷商的伟大人物。

值得注意的是，评议者将刘基、伊尹并提，着眼于刘基对元朝的忠诚。

据《孟子·告子》说：“五就汤，五就桀者，伊尹也。

”何以要五次到汤那儿去，五次到桀那儿去呢？柳诒徵先生解释说：“盖尹之志愿，专在改进当时之社会。

不但不为一己之权利，不为成汤之权利，并亦不必推翻夏之政府。

苟夏之政府能用其言，行其志，亦可以出于和平之改革。

夏既不能用之，始不得已而佐汤伐夏。

”准此推论，我们也可以说：刘基的志愿，是要改进当时的社会，并非为了一己私利。

所以，他并不想推翻元朝。

如果元朝政府能采纳他的决策，刘基将领导一场和平改革。

可惜元朝政府不可救药，刘基只好投奔朱元璋了。

刘伯温像

这样的解释，在某个层面上是符合事实的。

还有人将刘基比为三国时的诸葛亮，那个为了刘备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孔明。

耐人寻味的是，评议者将刘基、诸葛亮并提，着眼于刘基的足智多谋，即《明史·刘基传》所谓“佐定天下，料事如神”，其中并没有包含刘基与朱元璋之间的关系有如鱼水般亲密的暗示。

还有其他的提法。

或与张良并论，强调他的韬光养晦；或与宋濂并论，强调他的散文成就；或与高启并论，强调他的诗人气质······每一种提法都揭示了刘基的某一侧面，都有助于我们认识这位带着几分神秘色彩的人物。

一个西方历史学家曾经雄心勃勃地说：“我要把那些古人从他们所居的虚幻的高台上拉到真实世界中来。

”这话的意思是：他并不只是给予我们一系列按一定的编年更次序排列的事件。

对他来说，这些事件仅仅是外壳，他在这外壳之下寻找着一种人类的文化的生活－一种具有行动与激情、问题与答案、张力与缓解的生活。

历史学家不可能为所有这一切而发明新的语言和新的逻辑。

他不可能不用一般的语词来思考或说话。

但是他在他的概念和语词里注入了他自己的内在情感，从而给了它们一种新的含义和新的色彩－一个人生活的色彩。

但是，说到刘基，谁敢拍着胸脯向读者做这样的保证？甚至，仅仅对刘基作恰如其分的介绍也很难办到。

伴随着刘基的有太多的误解。

误解之一：刘基在朱元璋的文官集团中的地位被拔高了。

人们常常将刘基比为张良和诸葛亮，其中就包含了一定程度的误解。

张良之从刘邦，时值刘邦起事之初，手下仅有数千人。

据《史记·留侯世家》记载，张良本是去投奔景驹的，在下邳与刘邦相遇，遂居其属下。

张良所策划的谋略，别人都不能理解，唯有刘邦能懂。

张良感慨说：沛公殆是得天所授。

于是拿定主意跟刘邦干。

他在刘邦心目中的位置是异常重要的，所以汉朝开国，刘邦大封功臣，才提出让他“自择齐三万户”。

诸葛亮与刘备的关系更不寻常。

公元207年，刘备为了争夺天下，奔走二十余年，但“失势众寡”，屡遭失败，最后不得不投靠荆州的刘表，寄人篱下，住在小县新野。

四十七岁的刘备，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他四处打听，寻找出类拔萃的谋士帮助自己。

经过司马徽和徐庶的推荐，这一年，刘备亲至隆中求见二十七岁的诸葛亮，“凡三往，乃见”。

当时，刘备属下除了关羽、张飞等几员武将外，重量级的谋士一个也没有；不久，来了一个庞统，却又不幸在214年攻打雒城时中流矢而死；因此，诸葛亮在刘备集团中就格外重要，刘备的创业史也就是诸葛亮的创业史，他们的关系，用鱼水来形容并不过分。

刘基之于朱元璋，其重要性不能和诸葛亮、张良相比。

其一，1360年，亦即刘基受聘来到南京的那一年，朱元璋的顾问集团已经相当庞大，李善长、陶安、朱升等著名人物均被网罗其中。

其二，此时朱元璋的根据地已建设得具有相当规模。

1355年6月，朱元璋率徐达、冯国用、邵荣、汤和、李善长、常遇春、邓愈、耿君用、廖永安等“引舟渡江”，先后攻取牛渚、采石镇、太平城，初步建立了江南政权。

朱军进入太平城时，儒士李习、陶安等率众出城迎接。

陶安建议说：“方今四海鼎沸，豪杰并争，攻城屠邑，互相雄长，然其志皆子女玉帛，取快一时，非有拨乱救世安天下之心。

明公率众渡江，神武不杀，人心悦服。

以此顺7.天应人而行吊伐，天下不足平也。

”朱元璋说：“足下之言甚善，吾欲取金陵，足下以为如何？”陶安说：“金陵古帝王之都，龙蟠虎踞，限以长江之险，若取而有之，据其形胜，出兵以临四方，则何向不克。

”这一建议，甚合朱元璋心意，遂改太平路为太平府，以李习为知府。

置太平、兴国翼元帅府，朱元璋为大元帅，李善长为帅府令史。

陶安参幕府事。

“诸将分守各门，修城浚濠，以固守御。

”“用宋龙凤年号，旗帜战衣皆红色。

”至此，朱元璋的江南政权已初步建立起来。

1356年三月，按照既定方针，朱军攻占了集庆城。

朱元璋登上集庆城楼，意态不凡地对徐达等人说：“金陵险固，古所谓长江天堑，真形胜地也。

仓廪实，人民足，吾今有之。

诸公又能同心协力以相左右，何功不成。

”当日，改集庆路为应天府。

至七月，置江南行中书省，朱元璋兼总省事，其下设参议、左右司郎中、都事；并置行枢密院、理问所、提刑按察司、营田司等机构。

这已粗具政府的功能。

1357年，朱元璋开始向浙东发展，先后攻取徽州、池州、婺州、衢州、处州等地。

“山河奄有中华地，日月重开大宋天”是朱元璋此时提出的口号，足见其势头正好。

刘基加盟朱元璋的谋士集团，时值朱的事业顺利发展之时，这就减弱了刘基的重要性。

但是，我们也必须指出：在不夸大刘基业绩的前提下，对他低估同

样是不恰当的。

第一，在朱元璋的谋士集团中，刘基在元末的社会身分最为显赫。

可以比较一下：李善长只是里中长者；陶安是明道书院山长；朱升是池州学正；唯有刘基官职较高，由进士而被任为元帅府都事，总管府制。

作为一种象征，他的加盟极大地提高了朱元璋在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威望。

第二，作为治国安邦的杰出人才，刘基对于如何塑造合乎儒家传统的帝王形象有过系统的思考，其理论表述即《郁离子》一书。

徐一夔《郁离子·序》说：“其言详于正己、慎微、修纪、远利、尚诚、量地、审势、用贤、治民，本乎仁义道德之懿，明乎吉凶祸福之几，审乎古今成败得失之迹，大概矫元室之弊，有激而言也。

”“公之事业具于书，此元之所以亡也；公之书见于事业，此皇明之所以兴也。

呜呼，一人之用舍有关于天下国家之故，则是书也岂区区一家言哉！”刘基加盟朱元璋的谋士集团后，朱元璋日渐明确地尽力将自己塑造为一个未来的贤明帝王的形象，如割断与红巾军的联系，减免战祸地区的赋税，惩罚违纪抢掠的军人，奖励自己的忠诚的追随者甚至奖励为元王朝竭忠的人员······这一切，都是与刘基分不开的。

第三，作为深不可测的谋略家，他“遇急难，勇气奋发，计画立定，人莫能测”，尤其是朱（元璋）、陈（友谅）决战，一举确立了朱元璋逐鹿天下的优势地位，功绩尤其卓著。

所有这些，使刘基成为朱元璋身边的一个杰出顾问，这一点，不容否认。

误解之二：过分强化了刘基身上的神秘色彩，以至于提起刘基，人们就想起望气、观天象一类的话头。

这一误解也是有原因的。

《明史·刘基传》说他“博通经史，于书无不窥，尤精象纬之学”。

相传他二十岁时赴京会试，在某书肆翻阅一卷天文书，次日便背诵如流。

好奇的书肆主人要将此书送他，他谢绝说：“已在吾胸中矣。

无事于书也。

”这也许是真事。

但以这类真事为起点，却造成了“世所传为神奇，多阴阳风角之说，非其至也”的后果，以至于民间把唐朝袁天罡、李淳风的《推背图》也记到了他的名下，还编造了刘伯温《烧饼歌》之类的地摊小册子。

这一误解的产生还与朱元璋相关。

曾有学者指出，朱元璋并不真正相信那些疯疯癫癫的和尚、举止怪异的道士以及荒唐无稽的梦呓，但是，他对这些人以及这种事却乐于尊奉或宣传，因为，这使他的事业在普通人心目中具有一种天神相助的味道。

神道设教，朱元璋是极为擅长的。

我们来看看其中的几个例子：陆粲《庚巳编》：“铁冠道人张景和者，江右方士也。

太祖驻滁阳时，诣军门言曰：天下淆乱，非命之主，未易安也。

今其在明公乎！”上问其说，曰：“明公龙瞳凤目，贵不可言；若神采焕发，如风扫阴翳，即曰：“此中毒恶，不可入也。

”公入不顾。

其中别有天日。

后壁正中一方白如莹玉，刻二神人相向，手捧金字牌云：“卯金刀，持石敲。

”公喜，引巨石撞裂之，得石函，中藏书四卷。

甫出，壁合如故。

归读之，不能通其辞，乃多游深山古刹，访求异人。

久之，至一山室中，见老道士凭几读。

公知其隐君子也，再拜恳请。

道士举手中书厚二寸许授公，说：“旬日能背记，乃可授教；不然，无益也。

”公一夕至其半，道士叹曰：“天才也！”遂令公共壁中书，乃闭门讲论，凡七昼夜，遂穷其旨。

或谓道人即九江黄楚望也。

”徐祯卿《翦胜野闻》：“刘基昔尝携客泛于西湖，抵暮，仰天而言曰：“天子气在吴头楚尾，后十年当头，我其辅之。

””

黄伯生《诚意伯刘公行状》：“一日公见日中有黑

子，奏曰：“东南当失一大将。

”时参军胡深伐福建，果败没。

”

诸如此类的记述，在文人的笔记中数见不鲜。

至于民间的种种传闻及白话小说，其渲染更是匪夷所思。

作为读者，一般人大约不会“全心全意”地相信这些故事，但在感觉中却会自然地把刘基与“神奇”二字联在一起，这不利于我们了解刘基的真正深刻的一面。

就其基本倾向而言，刘基的思想属于儒家范畴。

“子不语怪、力、乱、神”，刘基对天神相助之类的说法采取的是拒斥态度，这与朱元璋明显不同。

还有其他一些误解，不能一一作集中的讨论了。

尼采曾经提出：“我们只有站在现在的顶峰才能解释过去。

”历史知识是对确实的问题的回答，这个回答必须与事实吻合；但这些问题的提出或被关心却是现实的社会需要。

因此，对过去的理解也就意味着对未来的展望，从这一角度来看，历史与哲学是完全统一的，特殊中蕴含着整体。

正如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所说：历史学家是回顾的预言家。

这一说法曾极大地鼓舞笔者，并一度使我进入“理智的和想象的”同情状态，但是，当我具体从事这部书的写作时，良好的状态却逐渐消失了。

我很遗憾，但“清景一失后难摹”，遗憾也无济于事。

丹纳在《英国文学史》中指出：

一种语言，一部法规，一本教义手册，无非只是一种抽象的东西：具体的东西乃是活动着的人、有形可见的人，是饮食起居、战斗劳动着的人。

·····让我们使过去成为现在：为了判断一个事物，它就必须呈现在我们面前。

对一个不存在的东西没有任何经验可言。

毫无疑问，这种重建总是不完全的；它能提出的只是不完全的判断；但是我们必须使自己服从这种判断。

具有不完善的知识总比具有无用的或错误的知识要好；而且要使我们逐渐地了解其它时代的事件，也没有比逐渐地去观察其它时代的那些人们更好的办法了。

我认同丹纳的这种论述，也希望读者认同这种论述。

在这一前提下，我们走向刘基－元末明初的一个伟大历史人物。

我们将根据时间顺序来翻看他的履历；我们将在文献的背后寻找人。

岁月茫茫。

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