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食品安全:汴梁到处在用死马肉制造假鹿肉真相还有哪些?

cht 2023-10-22 13次阅读

  现在饮食领域制假最突出,好多小作坊购置了专业的生产线,将进价低廉的猪肉和鸭肉打碎重组,“拼贴”成售价昂贵的牛肉和羊肉,源源不断地流向饭馆和菜市场。宋朝也有这样的作坊,能将进价低廉的死马肉“加工”成售价昂贵的獐肉和鹿肉。

  死马变獐鹿,还有注水肉散茶里掺枯草,茶粉里掺米粉,坏茶外面裹好茶印制假币,物价飞涨

  在所有朝代当中,宋朝应该是经济最繁荣、市场最发达、外贸最活跃、商人最自由的朝代,同时也是国民生产总值最高的朝代。据经济史学家估算,宋朝的富裕程度空前绝后,不仅远迈汉唐,而且超越明清,据说其国民生产总值已经占据当时全世界经济总量的一半以上。

  但就是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朝代,饮食安全堪忧,制假贩假盛行。

  宋朝遗老吴自牧写过一本《武林旧事》,该书在历数南宋临安种种繁华之后,话锋一转,提到了制假贩假:“卖买物货,以伪易真,至以纸为衣,铜铅为金银,土木为香药。”临安市场上的奸商俯拾皆是,以次充好,他们用纸做衣服,用铜充黄金,用铅块铸造银锭,用杂树冒充檀香,无论哪个行业都充斥着假货,令人防不胜防。

  南宋进士袁采也说过:“忠信二事,君子不守者少,小人不守者多。且如小人以物市于人,敝恶之物,饰为新奇;假伪之物,饰为真实。如绢帛之用胶糊,米麦之增湿润,肉食之灌以水,药材之易以他物。巧其言词,止于求售,误人食用,有不恤也。”(《世范》)君子能做到诚信,小人做不到诚信,就拿那些市井小贩来说吧,他们习惯用坏的冒充好的,用假的代替真的。为了牟取暴利,这些人在丝绸和麻布上涂胶,以突出光泽;在粮食和鲜肉里注水,以增加重量;甚至在药物里造假,连顾客的健康和生命都不顾了。

宋朝食品安全:汴梁到处在用死马肉制造假鹿肉

  制假

  假肉、假茶、假钞

  现在饮食领域制假最突出,好多小作坊购置了专业的生产线,将进价低廉的猪肉和鸭肉打碎重组,“拼贴”成售价昂贵的牛肉和羊肉,源源不断地流向饭馆和菜市场。宋朝也有这样的作坊,能将进价低廉的死马肉“加工”成售价昂贵的獐肉和鹿肉。

  王安石有一同年进士,名叫苏颂,此人在东京汴梁定居过,调查过死马变獐鹿的黑幕。他说东京曹门外有两大作坊,一个作坊专门制造豆豉,另一个作坊专门收购死马。死马很便宜,买到手以后,剥皮取肉,切成大块,先用烂泥埋起来,过一两天刨出,看着会很新鲜,但是不能吃,腐肉的味道太浓。为了祛除异味,收购死马的作坊大量采购豆豉,用咸豆豉来腌制和炖煮马肉,炖上一天,无论颜色、口感还是味道,都跟獐肉鹿肉没什么区别了。苏颂从曹门那里经过,“早行,其臭不可近,晚过之,香闻数百步。”(苏象先《丞相魏公谭训》卷10《杂事》)早上臭气熏天,是因为刚刚刨出死马;晚上香飘数里,则说明腐烂的马肉已经被加工成獐豝和鹿脯,可以批发给小贩,让他们去酒楼饭馆推销了。

  现在北方喝茶的人渐渐多了起来(三十年前大部分北方人民不懂得喝茶,想喝也喝不起),好茶供不应求,于是有人造假,在劣质毛茶里添加不同种类的香精,能做出任何一款你想喝的茶叶,包括名贵的“极品龙井”和“云南古树茶”。宋朝也有人制造假茶,其方法是往散茶里掺杂枯草,往茶粉里掺杂米粉,或者在坏茶外面裹上好茶,制成真假难辨的茶砖。宋徽宗说:“又有贪利之民购求外焙已采之芽,假以制造;碎已成之饼,易以范模。”(《大观茶论》)意思是连进献给皇帝的贡茶都有人假冒,将国营茶厂生产的好茶和私营茶厂生产的劣茶混合起来,压成小巧玲珑的贡茶茶砖。

  现在有人制造假币,宋朝也有这样的亡命之徒。据《宋史》第374卷记载,南宋四川有一个多达五十人的大型犯罪团伙,专门印制假钞,后来这个犯罪团伙被官府逮捕,查出假币三十万张,每张面额最高千贯,最低十贯,而经他们之手印制的大量假币已经进入市场流通了。而据《鹤林玉露》甲集第4卷记载,公元1230年前后,原红袄军起义领袖李全割据山东,不知从哪个渠道弄来新币印版,竟然动员自己的军队狂印假钞,并持假钞在临近省份购买粮食和军火,造成江南物价飞涨。

  打假

  官方审验度量衡、允许顾客退货

  制假贩假现象不光宋朝有,任何一个朝代都存在,所以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气愤地写下一段话,大意是说人是世界上最会骗人的民族,也是最喜欢骗人的民族,因为的法律禁止暴力,

  但允许欺诈。

  孟德斯鸠没有来过,他也不是一个严谨求实的学问家,他说人最会骗人,这话当然是带着情绪说的;说的法律允许欺诈,那更是信口雌黄。对古代刑法稍有研究的朋友都知道,历代朝廷不仅禁止商业欺诈,而且还出台过一批法令来保护消费者权益。

  以宋朝为例,政府首先制定《关市令》,禁止商贩缺斤短两。北宋政府每月一次派人抽查市面上的度量衡用具,凡是未经官方审验的秤杆、天平和量布尺,一律不得在市场上使用。如果商贩使用不合格的度量用具,或者故意缺斤短两,顾客可以举报,而商贩得到的惩罚则是“杖六十”,屁股上挨六十大板。北宋初年汇编的法令大全《宋刑统》中还有允许退货的条文——只要消费者在购买牲畜时立有合约,买回后三天内发现问题的,都可以找卖方退货;卖方不退的,可以向官府举报,由官府强令卖方退换,并“笞四十”,也就是打卖方四十小板。至于制造假币,更有严刑峻法予以惩罚,一经发现,一般会处以死刑。

  不治

  地方官缺乏执行力,有法不依

  既然宋朝政府制定了这样严格的法律,为什么制假售假仍然盛行呢?我想大概跟宋朝地方官缺乏执行力有关。

  据《名公书判清明集》记载,南宋某市长生病,派人去药铺买药,药铺老板胆大包天,不但用过期药骗他,还在药里掺了三分之一的草梗。该市长大怒,将药铺老板捆了起来,打了六十大板。最有意思的是该市长写的判决书:“大凡市井妄利之人,其他犹可作伪,惟药饵不可以作伪。作伪于饮食,不过不足以爽口,未害也;作伪于器物,不过不足于适用,未害也。惟于药饵而一或作伪焉,小则不足愈疾,甚则必至于杀人,其为害岂不甚大哉?”瞧瞧这个父母官对制假贩假的行为是怎样看待的:“其他犹可作伪,惟药饵不可以作伪。”除了药物不能造假,别的商品造点儿假无伤大雅,他老人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根本不管。这位父母官被称为“名公”,意思是清正廉明的名臣,连名臣对造假都这样不管不问,其他官员可想而知。

  由此可见,宋朝在打假方面虽然有相关法律,但是地方官却有法不依。有法不依,等于无法,在这样的风气下,制假贩假当然可以大行其道了。

  当年三月,隋河南讨捕大使裴仁基和其子裴行俨率众在虎牢关投降瓦岗军。接着,隋将秦叔宝、程咬金、罗士信也都率部投降,隋淮阳太守赵佗也举郡归降。四月,李密又亲自率兵3万攻占回洛仓,并大修营堑,初步形成对洛阳的包围。在节节胜利、捷报频传的情况下,李密见时机已经成熟,立即发布讨隋炀帝檄文,痛数其十大罪状,明确提出推翻隋王朝、建立新王朝的口号。

  但李密并没有接受谋士柴孝和先入关攻取长安的建议,依然固执地发兵洛阳,瓦岗军与隋军在洛阳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大规模的对攻战。李密这种错误的战略决策使瓦岗军全军被阻顿于坚城之下,不得不面对一个又一个敌人,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这无疑是一种送肉上砧板的愚蠢战略。不过,话又说回来,也正是瓦岗军牵制住了隋军的主要战略力量,使天下局势为之一变,李渊父子得以顺利地攻占长安。

  瓦岗军与隋军在洛阳展开了拉锯战,双方前后打了六十多仗,互有胜负。正当双方的战斗如火如荼之际,瓦岗军内部出现了分裂。李密的瓦岗军首领之位是由翟让“让”出来的,形势的发展,不经意间会勾起人内心深处对已逝权力的渴望和追求。翟让的亲信部将王儒信多次劝翟让做“大冢宰”,总统政务,以夺李密之权。翟让的哥哥翟宽也对翟让嚷嚷:“天子止可自作,安得与人?汝若不能作,我当为之。”(《隋书·李密传》)翟让自己也常说:“魏公李密是我把他推上现在的位置的,不过,未来的事情会发生什么变化,谁又能说得清楚呢?”正如鱼得水的李密听到这些话之后,如坐针毡,遂“有图让之计”(《隋书·李密传》)。

宋朝食品安全:汴梁到处在用死马肉制造假鹿肉真相还有哪些?

  大业十三年(617年)十一月十一日,李密设计在宴会上杀了翟让,同时遇害的还有其兄翟宽及部将王儒信。翟让旧部徐世勣被乱军砍伤,因李密制止及时,幸而得免,单雄信等人皆叩头求饶。李密大声宣布:“我与诸位同起义兵,共除暴乱。而翟让凌辱群僚,欺上瞒下,专行暴虐,图谋不轨;今所杀仅止于翟让、翟宽、王儒信三人,与诸位无任何关系,愿大家各安其职,共图大业。”这场不择手段的暗杀给瓦岗军的反隋大业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翟让被杀后,瓦岗军内部出现了严重的信任危机,“密之将佐始有自疑之心矣”(《资治通鉴》卷一八四)。瓦岗军的团结被彻底地破坏了。

  隋大业十三年(617年)十二月至唐武德元年(618年)正月,李密率瓦岗军与王世充在洛水边决战,王世充兵败如山倒,5万江淮劲卒只剩下数千人。遭此大败的王世充收拾残兵败将龟缩于洛阳城内,再也不敢出战。虽然瓦岗军多次获胜,但始终被困于洛阳坚城之外,不能完成占领洛阳的战略目标。长期鏖战的结果使瓦岗军实力不仅没有增强反而在慢慢削减,瓦岗军的处境呈现颓势。

  武德元年(618年)三月,宇文化及等在江都发动政变,杀掉隋炀帝,随后率兵10余万北上,气势汹汹地杀奔中原而来。李密全力对付宇文化及,他率领瓦岗军在卫州的童山(今河南浚县西南)与宇文化及决战,双方恶战了整整一天。此战李密被流矢射伤落马,幸得秦叔宝及时相救。获救后的李密组织部队稳住了败局反而取得小胜,迫使宇文化及改变行军路线,率残部两万人北上。

  按照事前的约定,李密可以入东都辅政了。但野心勃勃的王世充怎么能心甘情愿地让李密插手洛阳事务呢,于是发动宫廷政变,独揽了洛阳大权。在入洛阳途中听闻此事的李密无奈只好返回原驻地。时光似乎又回到从前,依然是瓦岗与东都的对峙,但内中的格局早已今非昔比。杀翟让后,李密“颇自骄矜,不恤士众”(《资治通鉴》卷一八六);加之,他多信用隋朝旧将,引起瓦岗军士的怨愤。此外,李密虽据粮仓,却无府库,有功将士得不到赏赐,也暗生不满。这意味着看似人多势众的瓦岗军内部潜伏着严重的危机。而王世充新掌大权,可以自由调派人马,实力大增。

  这年九月,王世充与李密在偃师展开了生死存亡的大决战。这一战,李密一败涂地,再无回天之力,曾经风云一时的瓦岗军刹那间灰飞烟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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